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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沈阳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宋平
稿源: 2020-01-03 16:02
 

     引言

    见到宋平同志 2018年4月16日上午。北京。一次特别的访问。 我们见到了宋平同志——我们的第一任总编辑。

       在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学习的党史中,我们知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一个共同点:低调内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们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祉,初心不改。 真的,我们见到了宋平同志。如沐春风。 宋老的身体很硬朗,耳聪目明,思路也很清晰。

       在采访中,宋老的两个表情让我们印象深刻:凝神倾听以及灿烂的笑容。他鼓励我们和他合影,说自己100岁喽,沾沾他的福气。我们年轻的视频总监身兼摄影、摄像,一直忙着拍,想把所有的细节都录下来、拍下来。没来得及合影,宋老惦记着,贴心地问一句“你还没照吧”。合影留念后,他又说:“我有个照相机,(用)胶片的,可(我)买不起胶片。”如此风趣。我们大笑起来。我们心怀忐忑,小声商量: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是争取见一下同样100岁的陈老(他的夫人陈舜瑶)吧。老人家听到了,让工作人员去叫正休息的陈老。我们还是不忍心打扰,主动放弃了这个请求,才算作罢。

       短短40多分钟,他为我们这些后辈着想了很多,很多。 宋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喜欢别人叫他“宋平同志”。 有幸见到宋平同志,对于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创业者那里,见证了我们这张报纸和这座城市的初心。不忘初心,其命维新。

       2018年11月2日,是沈阳解放70周年;2018年12月20日,是《沈阳日报》70岁的生日。这张纸整整70年,卷风卷雨,已嵌入沈阳的血脉,记录着城市的历史、见证着城市的巨变。

       这张纸的诞生,与宋平、陈舜瑶夫妇有很深的渊源。 陈舜瑶是《工人报》名义上的第一任总编辑,而宋平则是《工人报》实际的第一任总编辑。这看似矛盾、在今天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在70年前。

       创刊立业

     我们的话题从《工人报》创刊开始。“宋老,创刊时大概有多少人?” “人不多。记不太清楚了,没多少人。出报试刊的时候,陶铸同志去了,亲自到印刷车间,他重视。不过,他很快南下了,就是出第二期的时候他找编辑部的同志开完会,嘱咐一下、强调一下就南下了。”

     《工人报》是《沈阳日报》的前身,1948年12月20日创刊。 刚解放的沈阳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党报委员会,以宋黎、李都、刘亚雄、宋平、朱维仁、于北辰、陈瑞光、张承民、陈舜瑶、薛光军、叶克同志组成党报委员会。以宋黎为书记,李都为副书记。

     党报委员会成员名单里,就有宋平与陈舜瑶夫妇的名字。

     1948年12月2日11时,党报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李都主持,陶铸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记录上记录了这样一段:“党报委员会的组成,共计十一人。李都任社长,叶珂(克)为副社长,陈舜瑶为总编辑。”

       从这份原始档案上,我们看到了涂改的痕迹:社长人选原是宋平,后来他的名字被涂掉后改为“李都”。我们今天解读这份档案,情形大概是这样:有新闻从业经验并在东北总工会任职的宋平,被列为工人报社社长的首选。随着讨论的深入,宋平夫人陈舜瑶又成为总编辑的人选。社长只好重新研究,选择了刚创办了《沈阳时报》的李都。随之,又一个问题来了——陈舜瑶暂时不能到任。首次党报委员会的最终决议是:宋平先行总编辑之责。记录上写道:“总编辑,宋平负责。副总编辑,由叶珂(克)同志负责。”右侧空白后加上的备注:“陈(舜瑶)未到前,由宋平负责。” 根据这份决议,中共沈阳特别市工委下发了正式文件《关于创办工人报几个问题的通知》:“……陈舜瑶同志任总编辑,在陈舜瑶同志未到前,由宋平同志负总编辑责任。”

       一张党报的创办与一对革命夫妻有如此渊源,绝对是值得纪念的一段传奇。 “陈老(陈舜瑶)当时什么原因没到任?”对于这件“悬案”,宋老说:“她(陈舜瑶)当时在哈尔滨,工作还没交代完。”“当时创刊的条件艰苦吗?”宋老说:“(《工人报》创刊时)都从简吧,沈阳有些基础,接收了国民党一家报纸(即国民党新六军军报《前进报》)。工人报(社)人不多。”位于和平区衡阳街26号的一栋二层楼就是前进报社,被接收时就像一个废弃多年的工厂,院内的垃圾和脏水与冰雪混在一起,冻成山丘,办公室结满蛛网,玻璃破碎。印刷厂里只有一台旧轮转机,半张白纸都找不到。好在,当时接收的不只是《前进报》,还有别的报纸。今年98岁的王曾回忆说,他和高风等人接管了《东北公报》两台16页平板印刷机及其职工,又协调市总工会弄来报纸印刷所需要的锌版、铜版……

       1948年12月20日清晨,四开四版的中共沈阳特别市工委机关报——《工人报》,与沈阳人民见面了!报头套红,是由陶铸题写的。 宋老还记得后来任总编辑的刘黑枷,说他是“老记者”。听说沈阳日报社要设立黑枷新闻奖,他很高兴。那时,刘黑枷是通采部主任,撰写了《工人报》创刊号的发刊词,开头就写道:“东北已经全部解放,东北人民的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关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工人报》既是中共沈阳特别市工委机关报又是工会机关报,服务对象包括工人、店员、苦力等。《工人报》创刊号一版刊发了工友张有功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沈阳从来也没见过预备给工人看的报纸,我前几天看到你们报的试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从解放军进来以后,各工厂都来了工会工作的干部,比如我们厂子就成立训练班,每天来教员讲话,开小组讨论,又筹备成立工会……”还发了一则消息说“本市军需部各工厂在11月7日到10日均先后开工”,当时口号是“前方要得急,后方赶得快”。

       当时,宋老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在东北总工会,担任东北总工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工会工作一直延续到1952年离开沈阳,在此期间他历任东北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这也意味着,他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工会工作上。 宋老说:“那时候工会主要是办企业,沈阳企业多。刚解放,敌伪人员还有着呢,留用的也都是旧职员,工会(的人)都到工厂里去工作,到国营企业里去,管的事也具体一些……”

       从点滴描述中,我们依稀能想象出当时工会工作的忙碌。在那个特殊时期,工会与企业是一体的。沈阳经济重建充满艰辛,但速度却是惊人的。沈阳为全国解放提供了大量物资,成为我军的重要后方。 这,跟我们如今理解的工会工作有着很大的区别。 所以,宋老告诉我们:“(当时)报社的事儿没怎么管,一开始接收的时候管一下,因为我主要在工会。”他还告诉我们那时是陈浚办报。“陈浚是后来才来的,办过报,就交给他了。”抗战期间,宋老和陈浚在《新华日报》“共事”过。宋老是在重庆《新华日报》,而陈浚则在华北《新华日报》任职。陈浚当总编辑的时间也不长,离开《工人报》后还担任过东北总工会劳动报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浙江日报社党委书记等职。 陈舜瑶因另有任用,来沈后未到《工人报》工作,但她并没有离开新闻事业。

       据《东北日报简史》记载:1952年9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筹备会沈阳分会成立,《东北日报》的李荒任主任,而她与陈浚均为委员。 关怀青年 宋老说:“哈尔滨解放后,我从国统区来到哈尔滨。组织指派我参与了《东北日报》的工作,蒋南翔的夫人欧棠亮也在《东北日报》工作。我还给全市新闻界的同志作过报告,因为除了此前受组织委派进入报社的地工人员外,基本都是刚加入新闻战线的年轻人,对全党办报工作不熟悉,办报的指导思想薄弱;还有留用的伪满时期旧报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报告会由蒋南翔主持,听报告的人员范围挺广。此后,我又参与了创办《哈尔滨日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受党中央派遣,蒋南翔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为东北解放区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

       宋老讲述的这段经历发生在哈尔滨,但刚解放的沈阳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沈阳解放前,虽然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就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

       宋老非常重视青年工作。他在任总编辑时亲自写文章,写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是《外国工人阶级心中的毛主席》,1948年12月23日发表在第二期《工人报》副刊上。宋老说:“那是我刚从国外回来写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从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堂出来,一位身体不算魁伟,但很结实的老人招呼我,从他黑色的面孔上,我认出了这是著名的印度作家安诺德。在他知道我是中国解放区来的之后,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他说:‘我全家都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的发展,我妹妹更是不放过报纸上任何一条中国解放区的新闻,并且时常对着地图来观察解放大军反攻的矛头指到那里了。’他说,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而且鼓舞了印度人民的斗争。他称赞毛主席是杰出伟大的人民领袖,并且说:印度很多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名字。末了,他恳切地说出他个人的愿望:希望有一个机会使他能踏上中国解放区的地面,在那里认识一下伟大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伟大毛泽东的学说和政策。他相信这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是有好处的。”在那个渠道不多、信息闭塞的年代,这篇文章像燃烧的星星之火,让沈阳的产业工人尤其是青年人了解了外面的世界。

       1949年6月5日,宋平还在重庆电影院开设讲座,介绍苏联青工活动的状况。同一天,已到青年团东北委员会工作的陈舜瑶也在市立二中礼堂开了讲座,向青年学生们介绍了苏联青年的情形。还需要补充一点说明:就是在这场讲座两个多月后,《生活知识》创刊,陈舜瑶任主编。《生活知识》便是后来曾经风靡全国的《辽宁青年》杂志。

       1978年,高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工人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宋平同志是著名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在他领导编辑部的工作中,对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但也循循善诱。他要求记者采访时,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回来写稿、编稿要字斟句酌,呕心沥血。他常讲:‘我们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有时为了修改一篇文章,他反复推敲,和我们研究到很晚。”

       在一份《新华日报》档案史料中,一位在宋平身边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未留下姓名)于1946年2月10日总结剪报经验时提到,在《新华日报》资料室有过两个比较成功的领导,一个宋平,一个是胡绳。他(她)说:“宋平的领导,优点是(在)政治传达上强,帮助了干部掌握政策,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肯做个别的帮助(我很感谢宋平、周开、小沈、老范、熊复、洪老、佛翔、小吴、王蔚诸同志,他们都曾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帮助过我,永志不忘);大胆放手让干部发挥创造力,有民主作风。宋平每次开会必先通知要讨论什么,要准备什么,决定问题时事先总有个别谈话。” “宋平的口头禅是:‘试一试。’” “试一试”,可能是对青年人最大的、也最有成效的鼓励。

       了解这段口述史后,我们更加明白宋老为何能惦念我们年轻的同志还没与他合影这样的小事。这是他一贯的“民主作风”,他始终关怀着青年的成长。 党报情结 宋老心里,有浓浓的党报情结。 “毛主席重视办报,亲自抓,好多文章都是他自己过问、自己写的。我跟了周总理一段时间,他也很注意报纸,报纸每天都看,天天跟群众见面。那时候,战地记者跟着队伍走。办报关键是党委抓,党委重视就好办了,党委领导亲自看报样。”

       1989年5月12日,当时在甘肃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宋老参加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专门讲了“党委要领导报纸”问题。在这次讲话中,宋老结合自身经历形象地阐述了“党委要领导好报纸”的观点。

       “我过去做过一个时期的新闻工作,也是一个蹩脚的报人吧。” “报纸是党的非常重要的舆论工具,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这一点我是有亲身感受的。过去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报纸虽然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在编辑和发行上都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的报纸在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政治主张上,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读者冒着风险阅读《新华日报》。当时纸张质量很差,报纸在群众中传来传去,往往传得字迹模糊不清了还在流传。我们党通过报纸,宣传了党的主张,密切联系了群众。许多读者通过报纸看到了我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直接要求到解放区去,我就介绍了不少这样的青年。党的报纸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主要是由于我们党的主张、党的路线的正确,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也是党的组织重视和加强对党报领导的结果。当时,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他们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对报纸十分关心,经常指示、检查,亲自修改稿件,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对报社同志鼓舞、教育很大。从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实践中,看到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报纸工作的。我们的党报有很光荣的传统,有很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发扬我党新闻工作的光荣传统,结合今天的实际,把报纸工作做得更好。”

      “报纸一定要很好地宣传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当然,这种宣传不能是抽象的说教,也不能向读者硬灌,那都不会有好效果的。我们的报纸只能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和有事实、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使读者相信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从实际出发和总结了历史经验制订的。” “宣传党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并不是只要颂扬,不要批评。批评不良倾向,纠正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同样能提高党的威信。当然,在报纸上开展批评,要注意对象的选择和批评的时机、方式。批评的目的,是提高党的威信,提高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

      “党委对报纸的领导,也有个改善问题。党委应当按照新闻工作规律来领导报纸,同志们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也正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课题。我也不赞成把报纸办成‘布告牌’,净登那些长篇大论的公文、指示和会议新闻。现在,党委也在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工作方法。党对群众也是不能下命令的。党只能依靠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来领导群众,吸引群众,通过自己的党员的模范作用来影响群众。” “报纸更不能对群众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一定要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见,采用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总之,就是要坚持全党办报的方针。全党办报,包括全党关心报纸,全党支持报纸,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要好好向其他省委学习。”

      这些话,即使放在传媒行业经历巨大变革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心牵沈阳

     在沈阳,宋老工作了大概三年时间。 “我是跟部队进城的。部队先打,我们就在郊区农村住着,后来跟着进去接收。沈阳解放比较晚,(那时)东北基本上都解放了。接收后就进行班子建设、办报纸……我做工会工作,管企业。那时候,正赶上全国劳动大会,当时我还在国外呢,就把我选上了,我还不知道。回国就到沈阳接收了。沈阳接收比较简单,国民党(军官)都走了,就剩下些残兵败将。那个兵都没战斗力了,兵败如山倒。一些散兵把枪一缴,就到老乡家里,他们没处去啊。我们也住老乡家里,睡在炕上。(我们)困得要命,走路走的。一醒来,就看到了地上国民党残兵。他们没上炕,一看我们醒了,就赶紧跑。那时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有战士说那边还有国民党残兵没缴械,就走过去,一个排过去就缴械了。他们已经不行了。” 宋老说,解放时沈阳没怎么被破坏。

       宋老很喜欢我们带去的介绍沈阳的画册,一页一页翻看,不时询问一下沈阳的发展情况。翻看书画家、沈阳日报美术馆馆长吕洪臣的《画说沈阳》时,他听说是钢笔画,兴趣更浓了,说:“都是老建筑,这个挺有意思。”他对当年去过或者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还有印象,边看边说“这是小东门”“对,这是小西门”“这是怀远门那块儿”……

       这次拜访宋老,我们还带去了《沈阳日报》这几年刊发的《国歌墙前出发 寻访沈阳地区义勇军故地》《从一所中学的流亡抗战看民族崛起》等大型专题报道。宋老很有感触,说:“‘九一八’以后,义勇军起来了,热起来一阵子,后来被敌人围剿了。那时候,我在北平上学,住公寓。东北流亡的一大批学生受了一些苦。东北原来条件比较好,后来长城以北(的地区)都沦陷了,东北学生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都很困难。”他在此前一些文章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七七事变以前,我们都在北平上学。在我们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天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爱国群众和进步青年的黑暗现实。那时候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苦苦思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接触到共产党,就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投身到党的队伍。” 作为亲历者,宋老一直关注抗战精神的研究与传承。1995年,一本以图证史、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爱国主义教材——《南京大屠杀图证》出版,宋老便是该书的顾问。他还把这书邮寄给了他和老伴陈舜瑶帮扶的三个山里孩子,希望孩子从小就知道爱国。

       “不忘初心,办好报纸。” 宋老叮嘱我们,“我喜欢报纸,在重庆就喜欢。从重庆回来,在沈阳办了《工人报》,之后就到工会去了。”宋老对自己一手办起来的《沈阳日报》充满了感情。 他问:“现在报社多少人?” 得知《沈阳日报》有员工1500余人,宋老很欣慰。 告别时,宋老把早就写完的“沈阳日报七十年”题字拿出来。这几年,我们一直整理《沈阳日报》70年的报史,并请宋老题写书名“沈阳日报七十年”。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宋老很重视,写了好几遍,最后挑了一幅他最满意的字,等着我们来北京。

       宋老要送客出门,被我们拦住了。他的手一直举过头顶,轻轻挥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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