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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阅读”第一代劳模
稿源: 2020-01-03 16:07
 

   劳模辈出,是沈阳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劳模文化滥觞于解放初期——1950年代,筚路蓝缕,最终成就了这座城市“劳模的摇篮”美誉。而《沈阳日报》的见证、参与,已经是沈阳劳模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仅1950年代,沈阳市就先后涌现出市级以上劳模5400人次;1954年-1955年两年间,《沈阳日报》宣传报道工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就达百余人。

       《沈阳日报》在1949年12月20日前名为《工人报》。“工人”意义悠长,这张纸从未偏离过这两个字。今天,我们翻阅泛黄的《工人报》《沈阳日报》,似乎在与前辈们进行连线、对话。在这个穿越60、70年的“连线对话”中,赵国有、马恒昌、田桂英、焦百顺、尉凤英……共和国第一代劳模们再次鲜活起来。

从王凤恩向沈报提建议说

        1949年2月24日,《工人报》发了一条很不起眼的信息,是工人王凤恩提的一条建议:我是卷线工,两双黑手光知道干,不懂得理论的我有一个建议:请电气著作者出版电机工程手册帮助咱们电气工人提高技术,对于我们电器制造厂更是需要。建议算上标点,68个字。但,一名工人的求知欲跃然纸上。

        1952年8月2日,通讯员时凤舞、王惠来在《沈阳日报》又发表一则新闻,标题是《市劳模王凤恩连续三件大创造》:电工五厂大变压器车间老工人——市劳动模范王凤恩,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连续研究出绝缘角环制作工具、万能撑卷模型、卷绝缘筒办法等三大创造,解决了大型变压器制作上的质量关键问题,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受到车间职工热烈欢迎。

       1954年5月15日,《沈阳日报》刊发人物通讯《革新者——记沈阳变压器厂技术员王凤恩》:沈阳变压器厂开始生产大变压器了。可是,中型变压器车间仍然用着笨式的滤油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大型变压器的安装。厂里派人到鸡西去学习,带回来一份电气滤油器说明书,决定也作一台电气滤油器,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凤恩。王凤恩拿到了说明书,不管是白天是黑夜,不管在工厂或在家里,一有时间他就琢磨这份说明书,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去请教车间主任或技术人员。直到最后,说明书已被他拿来拿去破烂了,字迹已模糊。然而,那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心线找出中心距离的方法仍然不明白……一连两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凤恩动摇。那些缺乏信心的人已经不再关心试制电气滤油器的事了。王凤恩继续钻研下去。他很明白继续试制电气滤油器是很危险的:滤油槽里已安上了一万五千马力的电压,这种电压不必说人碰上,就是一块纸离它一寸远都要被吸住。虽然说王凤恩都是在停电以后装改部件,但试验的时候总是要通电的,谁能保证在这时候不会发生意外呢?连王凤恩自己对这点都没有把握。为了防止事故,王凤恩挖了一个两米宽、三米深的大坑,把滤油槽安接上地线;又在机器的四周用木栏杆圈上,不让别人进来,以免触电。而他自己,却在栏杆里继续整修和试验。就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半个来月,机械蒸馏器的中心距离终于找到了。王凤恩在车工、钳工的帮助下,制成了电气滤油器,使滤油的效率提高了24倍!

       1958年8月10日,《沈阳日报》头版刊发消息《技术革新者红色的专家》:工人出身的技术革新家、共产党员王凤恩,最近被任命为沈阳变压器厂工程师。科联沈阳分会吸收他为会员。东北工学院也决定聘请他到该院电力系讲学。7月31日下午,沈阳变压器厂根据王凤恩同志在电器绝缘理论和制造技术方面的重大贡献,决定任命他为工程师。厂名、头衔不停地换,可人还是那个人——最初提出68字建议的工人王凤恩。他是中国第一台5000千伏安大型变压器的主要研制者,被命名为全国工业战线生产建设“十面红旗”之一。《沈阳日报》完整记录了他一生的奋斗。1999年2月26日,《沈阳日报》一版以《永远的榜样》为题,报道了这位全国劳动模范最后的日子。

本报通讯员创造的“新纪录运动”

       1949年9月1日,本报通讯员、沈阳第三机器厂车工赵国有在《工人报》刊发特写《看!两点卅分的纪录》:下班的时候,院子里黑板报的前边,围了一大堆人。我慢慢向那儿走,离黑板老远就听有人喊。 “看!突破新纪录啦!” “谁?”有人问。 “车塔轮的赵国有呗!”老张大声地回答。 “以前五个钟头就够快啦,还能突破吗?” “可不突破了怎么的!” “现在多少钟点?” “两点三十分!检查工王秀章还说,质量也没有降低。” “哎呀,真不得了!” “赵国有来啦!”不知道姓名的一个工友喊。人,立刻都把身子转过来,眼睛都盯着我。 “老赵,来,给我们讲讲,你怎么干的?都是用啥工具?”老张向我招着手喊。 “欢迎欢迎!”连喊带拍巴掌。我到他们旁边站下了,大家把我围上啦。我说:“干塔轮很简单,从前完全用手赶着做,现在照塔轮台儿的宽窄和鼓肚磨成样板刀,里眼呢,现在也用圆铣子,剩下的都是普通工具……” “叫你讲车塔轮的经过,你怎不讲?太保守啦!”老张脸红脖子粗,火啦。 “别着急,我还没讲完哪!” “讲!讲!” “用掐盘撑上塔轮的里口,这面再用两面刃的刀头划一下,顶上活顶尖,然后车外部,车的尺寸差不多,再用样板刀一靠,外部就算完啦;撤回顶尖,再车里眼,车到差半粍时,再用圆铣子一铣里眼又完啦,掉个个,按在床头早已做好的胎上,两个压板一压,就车平面,平面车完,不就完了吗!”……

       赵国有是“新纪录运动”第一人,他“50分钟车一个塔轮”的纪录在当时被视为“不可逾越的极限”。从他开始,《工人报》持续报道,在全市掀起比、学、赶、帮、超创造新纪录的热潮。随之,“新纪录运动”在东北大地铺展开来并迅速席卷全国,在共和国初创时期工业发展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1949年10月5日-11日,沈阳市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奖励了赵国有、马恒昌等16名在复工生产、创新纪录、护厂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劳动模范。他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表彰的第一批劳动模范,载入史册。

     铁道部电贺“第一位女火车司机”

       1950年3月12日,《沈阳日报》报道了一则简短的新闻,是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对“人民铁路上第一次出现的女司机田桂英乘务组”的贺电:欣悉你们于3月8日驾“三八号”机车驶往旅顺,这是女青年在我国驾驶火车的第一次。只有在人民铁路上和苏联同志帮助下才有此种可能。你们是女铁路员工学习技术的旗帜,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努力学习,熟练和精通业务,并由你们的成功和继续前进,启发与带领更多的女青年铁路员工在学习技术方面有更多的成就,以利完成并争取超过国家铁路建设计划。

       1950年5月7日,《沈阳日报》头版报道《女司机田桂英由哈过沈》:由女司机田桂英等全体组员驾驶的“三八号”机车,载着参加东北铁路总局在哈召开的“五一劳模大会”胜利归来的沈阳、锦州、大连铁路代表团的劳动英雄百余名,于昨(6日)午前七时五十五分抵达沈阳。沈局各站段员工代表列队欢迎,列车缓缓驰进沈阳,田桂英倚着机车的瞭望窗口向欢迎者回敬……这是《沈阳日报》有关共和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最早报道。作为新一代中国妇女的代表,田桂英突破了世俗偏见,得到了国家给予的荣耀。

        1993年11月的一天,沈阳日报记者任洪伟在市文化宫见到了63岁的田桂英,那时她已经是“红叶老年人时装表演团”的时装模特了。交谈中,两人提到了最难忘的1950年代。任洪伟写道:“田桂英曾两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第一次是1950年10月,她作为东北劳动模范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第二次是1951年11月,她参加全国铁路劳模大会。会议期间,田桂英被邀列席全国政协代表会议。在会上,毛主席问她:‘你是干什么的?’田桂英答:‘我是开火车的。’吃饭时,田桂英恰巧和周总理坐在一起。周总理看到她很拘束,就给她夹菜。当总理知道她是从沈阳铁路局来的时说:‘我也是沈阳的人,在沈阳学习了好长一段时间。’”1952年末,田桂英被安排到沈阳东北工农速成班学习。3年后,又考入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成为沈阳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

      “三天就报一次”马恒昌小组

       “新纪录运动”真正高潮出现在学习“马恒昌小组”的过程中。以马恒昌命名的沈阳第五机器厂车工一组,连续大干37天没出一个废品,不断地创造生产新纪录并创造了班组民主管理模式,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先进班组。1949年10月5日至1952年12月31日,《沈阳日报》有关“马恒昌小组”的报道大大小小有335条,几乎到了“三天就报一次”的频率。

        马恒昌小组,还是公开挑战全国工人的“第一人”。 1951年1月23日,《沈阳日报》头版刊发消息《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挑战》:全国闻名的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为了使爱国主义竞赛经常地开展下去,提出五项条件,向全国各厂矿工人挑战。五项条件是:第一、团结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学习,改进操作方法,质量达到标准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提前完成任务。第二、师傅保证把所有徒工提高到一般技术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徒工保证爱护机器,整理工具,不影响师傅到点开车。第三、遵守劳动纪律,坚守工作岗位,保证春节前后出勤率不降低。第四、加强四防工作,保证全组机器和人员的安全,爱护公物,克服浪费。第五、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做好宣传鼓动工作。马恒昌小组挑战消息见报后,中国机器制造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号召全国工人应战。

       1951年2月11日,马恒昌发表自己躺在病床上写给全国应战工友们的一封信:亲爱的职工兄弟姊妹们:我躺在病房里,从电匣子中听到你们热烈的应战消息。我特别高兴,我的病也觉得好了一些。你们的厂矿,有在首都的、天津的、唐山的、济南和东北各地的,甚至还有住在数千里以外的南方。不管我们相距多远,我都向您们致敬! ……工友同志们!我们这次竞赛,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了。这是我们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已经搞起来了,就一定要把它搞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就要说出来,我希望:一、要说到就要做到。我们马恒昌小组,首先就要做个榜样,到一定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布成绩。二、不要光是向我们小组应战。您们还要向全厂每一个小组挑战,尽可能地帮助与推动您们全厂的小组,都来参加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这样起的作用就会更大些。三、不要犯冷热病。要持久地、经常地竞赛下去。最后,祝大家竞赛胜利!在当时,马恒昌本人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偶像。甚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们,都熟悉马恒昌的名字,有的在画报上看见过马恒昌的相片。他们曾经给马恒昌写过两百多封信,表示要向马恒昌学习,在战场上立功,保卫祖国。

       1952年10月,马恒昌随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 1952年12月8日,《沈阳日报》刊发通讯《马恒昌在朝鲜》:散会以后,战斗英雄赵恒志、马一钧与马恒昌谈天,他们都给马恒昌写过信……在平壤,马恒昌看全城的房屋都被残暴的敌人炸光了,他去访问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全家七口人炸死了六口,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住在一个大炸弹坑里,上面盖着木板和碎砖瓦。她的邻居是个炸断了腿的妇女。她的丈夫已被炸死了。她身旁带着两个小孩。老太太见马恒昌来了,就抱着他哭起来了。

第一枚国徽铸造者焦百顺的“秘密”

       《沈阳日报》第一次提到焦百顺是1951年5月22日,似乎并不是件荣光的事: ……(沈阳)第一机器厂铸工场林卿辅、焦百顺两个班长过去叫军统特务王殿举给挑拨的非常不团结,这回王殿举被抓起来以后,他们两人开始和气起来,两个人也分了工,每天到小组里去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工友们都说:“班长团结了,工作就好干啦。”焦百顺是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主要铸造者。上面这则新闻已经是发生在铸造国徽之后的事了。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把铸造第一枚金属国徽的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器厂,在设备简陋、工具落后、技术存在难题的情况下,焦百顺和工友们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是厂里铸造技术尖子,可只有一只眼睛,他的左眼1947年在工厂做工时被溅出的铁水烫瞎了。

       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这枚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1964年5月1日在《沈阳日报》发表了《光明之歌》一文,里面写道:“1956年,他(焦百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到北京出席全国机械工业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猛抬头,他望见了天安门上那颗光芒四射的国徽。他是那么熟悉它!那金黄的麦穗上,有多少个麦粒;那崭亮的齿轮上有多少个齿牙,还有那五星……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颗国徽就是他和同伴们亲手铸的呀!”

尉凤英沈报式成长经历

        1951年12月26日,《沈阳日报》刊发了机械局副工程师周家振的一篇文章——《推广多刀多刃切削法得到的启示》,文中说:不可否认的,每个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技术人员,在这生气蓬勃的新社会里,都希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加速祖国的经济建设,但是,我们过去对国家的贡献还很不够。以这次多刀多刃切削法的推广来说,这个方法在先进的机械加工工业上早已运用,一般技术人员也都知道,在高速切削法中也已经有过介绍,而我们却一直到现在才把它推广,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方法目前能够广泛推广到各厂,大半还是靠工友同志们自发地运用他们的智慧的结果,技术人员的帮助虽有一些,但既不够普遍,也不够深入。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人家早已用过的”等错误想法。这种想法是漠视群众创造、漠视新鲜事物的表现,没有体会到它对我们建设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希望我们全体技术人员热烈地参加到这一技术革新运动中去,使多刀多刃切削法广泛地推广到所有机械加工部门的所有机床和工作物上去!在这样的倡议下,一场技术革新运动在沈阳铺开。

        尉凤英就是在“技术革新”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东北机器制造厂青年女工。从1953年开始,她开始研制成功自动分料器和半自动搬柄,到1959年年底已实现技术革新170多项。她曾经创造了“一年任务21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用四个月完成”的纪录。

       1955年9月10日,在《沈阳日报》社论《青年们要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中专门提到了尉凤英的成长经历:高小毕业生尉凤英同志,为什么入厂两个月后就能独立操作,三年来月月完成计划,在两年中就有七项改进和创造呢?这是她认真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虚心向老师和技术员请教,团结群众,不断钻研的结果。学习好是为了工作得更出色,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工作精神,我们将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在创造的时代里,每一个青年都应以创造的姿态出现,都像积极分子一样,把任何一件所谓“平凡”“无奇”的工作都做出光彩,以推动祖国的建设事业前进。

        1955年至1965年,10年间《沈阳日报》发表有关尉凤英的文章268篇,平均不到两个星期就有一篇写她、提她的文章。尉凤英先后1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5年被国务院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她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化人物。她有着浓浓的沈报情结。

       2018年8月16日,在庆祝《沈阳日报》创刊70周年辽沈书画名家名作邀请展上,尉凤英说:“1954年,我有两件一辈子都难忘的事情,第一件是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件是成为沈阳市劳动模范,被《沈阳日报》报道。能够被《沈阳日报》报道,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记得当年登报后,很多同志都拿着报纸让我看。”“我退休之后,坚持两件事:一是每天都读《沈阳日报》,二是学习书法。”

“凿岩机技术大拿”徐连贵

       1952年6月4日,《沈阳日报》头版“读报摘要”进行预告:老工人徐连贵创造挑丝扣的新纪录(二版)。报道如下:机械七厂三车间老工人徐连贵使用高速切削挑丝扣成功,生产效率提高12倍。他加工的活是经过热处理的铆钉机本体,现在达到的程度是机床转速每分钟610转,切削速度为每分钟134米,创造了本市以高速切削挑丝扣的新纪录。

       1952年10月6日,《沈阳日报》再次刊发通讯《高速挑扣的徐连贵》: ……徐连贵的创造是惊人的,厂部为了推广他的经验,组织了高速切削表演,号召各车间工人向他学习。表演时,徐连贵又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技术创造性,机器转数提高到765转,切削速度达到每分钟213米。这是他高速挑扣的最高纪录。这个机械七厂的工人徐连贵,便是后来中国第一座风动工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的技术员徐连贵。他后来当过该厂工段长、车间副主任。

       如果说“高速挑扣”大家不太明白的话,那么,提“凿岩机”很多人会有些印象。徐连贵就是被称为“凿岩机技术大拿”的那个人,帮助沈阳生产了全国第一台气动凿岩机。

“带徒弟”成为吴家柱的学习路径

       1954年3月23日,《沈阳日报》刊发了通讯《吴家柱带徒弟》:吴家柱是机械七厂卷线组的组长……一个星期天,老吴把教学计划做出来了。每天早晨上班前学习一小时,两张小四方桌坐得满满的人,老吴在黑板前按着计划上课,一面讲,一面拿着电滚比划。大家听得很有意思,但这只是开头的几天。过了两个星期,人却越来越少了。老吴纳闷了:“可能教得不好,人家不爱听。”抽空子问问徒工丁秀芳为什么这几天劲头不大?小丁说:“讲得倒不错,就是用不上。有的地方记不住,听完就忘了。”老吴又问了不少人,都和小丁的意见一个样。老吴想:“教了不少日子没啥成绩,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啦!”可是又一想:“也可以得些经验啊!”他就按着大家的意见继续教,大部分是结合实际操作,于是徒工们的学习劲头又上来了。就在这时候,又一个困难横在老吴面前,就是自己心里那点实际玩艺儿渐渐地要掏光了。以后还教啥呢?老吴发了愁。他买了些参考书,可是自己文化水平低,看不懂。 ……老吴的工作越来越忙了,每天晚上除了到东北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去找金教授学习关于电动机的理论,回来还得准备教材,每天都睡得很晚,眼睛渐渐熬红了,但他心里却比以前舒坦了,因为他学会了很多新东西,学会现代化的操作方法——快速卷线法……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两年多了,在吴家柱的培养下,卷线组的29名徒工,都成了技术熟练的工人。来厂不到三个月的徒工有十五名已掌握了七、八级工的技术;不到六个月的学徒工有三、四名已经成为四、五级技工。女徒工丁秀芳到卷线组学习了三个月,就能干四、五级工的活了。厂里召开奖励优秀徒工大会时,老吴教出的徒弟都得到奖励。

 
编辑:pd035